黄征怎么还不红

“你不能跟我说两句话么，有点感情你行吗?”、“你再这样下去我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观后感：狂艹泥马

拒绝被手机绑架

　　手机现在是城市中（我生活在城市中，乡村的景象不得而知）普通人最重要的娱乐设备，不管多烂的音效、多小的屏幕、多劈的外放，都会有人拿来看电子书听音乐，上网东看西看更是大事一件，好像真的是一个和未知世界连接在一起一样。

　　这些人不爱音乐，不懂文学，他们只是无聊。

　　所以我放弃了拥有大屏幕手机的愿望，我甚至连随身听都戒掉了，公共环境太嘈杂，不要被绑架，被这些破烂电子玩意绑架，冯内古特有写一下手机就好了，就像他写汽车那样。

　　这样我就解决了我要换手机的问题：只需要完成“换”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诺记1209暂时没问题，因为是蓝色的。

超强文转载：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无敌的结尾，全文从社稷的未来说开去，抬出今朝天子以令诸侯，最后连脑残同僚的饭碗怎样砸掉都想好了，直接无敌了）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5-04 16:34:1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目录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在2003年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后果非常严重，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笔者一直认为需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仅仅放开二胎。2004年以来多次驳斥了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本文将过去的观点整理在一起，以说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仅仅放开二胎作为政策选项。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建议将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三五年过渡期）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纪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1]

纪宝成校长显然更加相信几十个人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而不相信更加权威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民大学的1.6的生育率从哪里来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城市生育率为1.23，那么扣除15%的不生育人群外，另外85%的妇女平均生了1.45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生育妇女接近一半的人生育了2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结论可信吗？即便不生育人口只有5%，那么也有意味着有30%的城市生育妇女生了2胎。请纪宝成校长看看周围的城市家庭是否有如此高比例人口生了二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认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1.8。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医学界普遍认为不孕发病率在10-15%，而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2]。此外，在没有鼓励的情况下，就已经有相当比例单身、丁克等不生育人群。就算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群（不孕、单身、丁克等）计算，100个妇女只有85个生育孩子，根据纪宝成的建议，每人只能生育2个，那么这100个妇女最多只生育170个孩子，也就是生育率只能在1.7。而这85个生育妇女只要再有5个人响应纪校长提出的“奖励不生育”，那么生育率连1.6都达不到。

纪宝成校长显然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成了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其实，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不是衡量，取决于婴幼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等多项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只有3‰到5‰，5岁一下儿童死亡率只有6‰左右，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说下儿童死亡率却分别高达30‰、37‰。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保持在正常的105左右，而中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攀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性别比高达123。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需要平均每个妇产生育2.3个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世代更替[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翟振武院长也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一点”[4]。中国的最佳生育不是1.8，而是2.3以上，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何况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可能将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依照纪宝成的逐渐过渡、三五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观点，意味着绝大多数1970年代的人都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连1980年代初出生的也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1、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2、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

3、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他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提倡二胎”的计划生育破坏了生育文化，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8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8年生育率只有1.7。

4、韩国1962年、台湾1965年仅提倡二胎，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虽然在努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1了，后悔莫及。而中国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更加难阻生育率的下降。

5、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八百多万人口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试点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6、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

7、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其实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上千万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双独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共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都生一孩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而年轻人比例远不止增长1倍)。这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最多只有一半（不到50万）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平均每年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说明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用已证明是错误的方案(二孩政策)取代另一个错误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采纳正确的方案（停止计划生育）？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使得该提案的内容得以在3月15日见报，3月16日上电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该提案认为：“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叶教授等人的这个提案除了是第一个向外公布的明确提出“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外，还有浓浓的人文气息，该提案必将载入史册。该提案既没有提“逐步过渡”，也没有提“杜绝生三个、严格控制农村地区的多胎生育”，更没有提“奖励不生育”。叶教授是1930年代出生的，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比较好的传统人文熏导。而后面由于政治运动频繁，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没有接受完整的人文教育。叶教授等人的提案唯一的遗憾的地方是“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方针”，如果不提这一点，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提案。

叶教授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当时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并不熟悉，他本着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理解，提出“两个正好”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十年来计生委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宣传中国人口会失控、人均资源短缺，叶教授可能对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顾虑。后面叶教授看了我的观点之后，表示认同我的观点，他说：“目前的计生政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失误!”我想如果叶教授在了解我们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之后，还能连任政协委员的话，他应该不会只提放开二胎，而会提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

而纪教授作为人民大学校长，有人民大学人口所为理论后盾，但他所提的人大建议，既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从人口学角度也还达不到叶廷芳的政协提案的高度。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 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从历史角度看，现在人口政策微小的差异，其后果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人口政策的失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纪宝成校长提出三五年之后才全面放开二胎，对于这个二胎政策到底延续多长，没有下文。我想作为一项政策，至少需要稳定10年（如果二胎政策只执行三五年的话，那还不如一次性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到2025年左右才有望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界的“逐渐过渡”比纪宝成还要保守。汪苹委员2009年的提案比纪宝成的提案要开明，她提出现在立即放开二胎，在20至30年间，逐步放开至没有生育限制。依照汪苹委员的提案，也要到2030年之后才能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目前20-29岁育龄妇女超过1亿，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将直线下降，到2025年只有6000万（每年600万），下降40%。即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6。就算以纪宝成教授的1.8的生育率计算，那么每年出生人口也将从1800万急剧下降到2025年的1000万左右。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放开二胎不但近期都难以防止人口减少，并且将使得今后的育龄妇女数量不足，无法应对人口泄洪。

笔者一直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笔者在新华社《环球》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样比完美更重要》[18]。陈友华教授认为生育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生育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繁衍下来的重要保证，古代很多妇女生育十多个，但是也有很多妇女的孩子全部夭折，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能够繁衍下来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现在美国有生育18个孩子的夫妇，但是更有大量单身和丁克，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使得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附近。韩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1，但是仍然有生育13个孩子的夫妇；如果韩国没有生育多样性，那么韩国的生育率将连0.8都达不到。而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一样破坏了生育的多样性，中国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如纪宝成所说的稳定在1.8，而是不断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将连1.1都难以维持。

放开二胎，不能有效“稀释”光棍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三千多万光棍的存在将使得今后家庭不稳定，很多家庭将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而解决性别比问题，除了停止计划生育外（通过婚姻的时差现象），别无他法。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1980年到2009年是“制造”光棍的年段，这个时段的育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育龄妇女高峰，而2010年开始，育龄妇女将急剧减少（2025年的20-25岁育龄妇女将不到1992年的一半），所生女孩数本身就少，而积累的光棍数是三千万。如果仅仅只是放开二胎的话，所生的女孩绝对数更是非常有限，更难以稀释积累的男光棍。

放开二胎，由于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缓解老年化。

放开二胎，生育权只得到部分归还，还有很多问题（如强制结扎、上户口、准生证、罚款等）是无法解决的。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本来就可以生二胎，仅仅放开二胎的话，这一半农村人口根本没有获益。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初期只徘徊在1.65左右。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对生育的限制，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关爱女孩”，缩手缩脚，没有逆转生育文化，没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韩国的人口政策变成了夹生饭，生育率不升反降，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5年的1.08。本来金泳三有望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而成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政策调整也静悄悄了，没有逆转生育文化，以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现在只有1.1左右了。

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地仅仅是因为提倡二胎，生育文化就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三十年了，漫天铺地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使得少生文化在民众心里根深蒂固。从长阳、五峰、新疆建设兵团等地情况看，仅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撼动生育文化，也因此难以真正提升生育率。

笔者担心的是，即便中国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用一个肯定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就、平稳过渡的方式，由于不能触动生育文化，那么今后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不要先仅仅放开二胎（尤其是不要采纳“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过五、十年又调一次人口政策。老子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仅放开二胎一方面对政策没有震动力，一方面将使得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今后将非常被动。即便真的放开二胎，很快就会形成制度定势，漫长的时间内又将难以改正。198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依照一些中央高层的说法，是只能实行15年（邓小平等领导也说只能实行30年），并且在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制度就必然形成定势，独生子女政策快30年了还没有废除；八百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二十多年了，还只是试点。

由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太晚了，如果再用“二胎方案”耽误一段时间，那么是万劫不复了！

计生委利益集团的阻拦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们的眼色。关键是需要依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13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也指出，中国的人口优势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论坛都允许讨论“停止计划生育”。可见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在高层，而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

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国家计生委也说，全国计生系统也只有50万（相当部分还是兼职）。撤销计生委并不是难事。并且不能因为顾忌到这50万人的利益，而每年损失数百万可世代相传的人口。对于社会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和放开二胎的冲击力是一样的。对于决策层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而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见得比放开二胎大（停止计划生育，等于无视计生委；放开二胎，时刻面临计生委的阻力）。

当年大跃进的时候，如果当时决策层采纳学者“妥协”、“政协连续性”的观点而逐渐过渡政策，那么情况会怎么样？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过渡”吗？

因此这次人口政策调整要面向未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草泥马的国际音乐节

　　看了一下热波和西湖音乐节的阵容，我对主办方胆敢声称“国际”佩服得狂艹泥马。这些音乐节主办方个个恨不得请一舞台周杰伦演一整年，只不过请不起也没有那么多周杰伦好请，能够请来SHE许巍已经烧高香了，所以请一些摇滚乐队凑出一个所谓的节，好拉大旗唱大戏，拉动旅游什么宣传城市形象什么之类，其实跟各地招商引资开什么博览会一个鸡毛意思。
　　这些美其名曰的狗屁音乐节开得越多，主流和非主流音乐、地上和地下，乃至主流摇滚和地下摇滚之间的鸿沟都会越来越深。在中国如果不能老少咸宜，不能上位，艺术一切都是鸡巴。热波十五万人，有十四万九千一辈子都没买过CD他们消费音乐的唯一途经就是中国移动的彩铃。美国的南西南、英国的Glastonbury这样的音乐节都不希标榜国际，看看人家的阵容，人家才不会在摇滚中间插一个小甜甜之类的煞风景呢。热波上骂SHE还真就没错，听摇滚的必须瞧不起听流行的因为这国家根本就没有平等自由可言不这样偏激愤怎么办？礼貌都不须讲，别以为有什么主流和地下的和睦相处，什么同台献艺，摇滚这个字和ROCK & ROLL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王若林这样的南郭先生上来了，尖叫个鸡毛，无非就是黄皮肤唱黑人歌，谁叫彩铃观众们平时都根本不听黑人爵士骚灵呢，说唱也就知道痞子阿姆。
　　政府不支持的，在中国肯定没发整，政府特别支持的，在中国也会被整成烂事。同一首歌的特点就是，祖英刘欢是第一梯队的，蔡国庆毛阿敏是第二梯队的，流行歌手是第三梯队的，这些个国际音乐节们，必然会催生一大批摇滚乐队向第二梯队靠拢，装逼卖乖犯贱不要脸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国际音乐节们不是迟早，是很快就会升级成为也只能成为同一首歌，不用走着瞧，肯定的。

（我代表屁民抱住帝国主义大腿作淫贱浪骚状嚎啕）帝国主义不能不要我们啊！

李敖：谈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 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麻痹我样样俱全

职场不成熟的十大标志

标志一 只会踏踏实实地做具体的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具体工作，这没有错。但只会这样那错就大了，因为这永远只是新手的方式，仅靠这个，永远也成不了高手。甘心一辈子本本分分只当个菜鸟，到头来，肯定连菜鸟也做不成，现在的职场，逆水行舟，原地不动，早晚被浪打翻。

标志二 不会踏踏实实地工作

年轻人喜欢幻想，本身也没错。但若是一天到晚光幻想，那就麻烦了。脱离了现实，好高骛远，白日做梦，眼高手低……漫步云端的感觉是不错，但梦醒时分，从云上跌落粉身碎骨的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标志三 瞧不起上司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高，别人不如自己的地方很容易放在眼里，并嗤之以鼻，尤其是对领导。让不如自己的人来领导自己，实在不公平。但是，领导之所以是领导，就有原因，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存在了。也许他学识不行，也许能力不行，但他赢可能就赢在关系上了，可能就赢在心机上了，好的也好，坏的也罢，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

标志四 崇拜上司

相比起刚才的这种行为，对上司盲目崇拜，则更显得幼稚。对上司的话全盘接受，无条件服从，缺乏了起码的分析能力，最终会让你在职场中迷失自我。

标志五 容易被激发、被感动、被忽悠

有些人比较感性，我本人也是这样。对于领导一些比较有煽动性东西，难以抵制，很容易用头脑发热。但无论如何，事后一定要冷静思索思索，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考虑问题，切莫一时意气用事。

标志六 甘当云梯 默默无闻

甘当云梯，默默无闻，这本是一种很高尚的情怀。在如今更是难得。但难得归难得，天不佑此类人，生活不助此类人，时代更是难容此类人。对这种人，只能说，老兄，别那么单纯了。

标志七 习惯忍让

喜欢争斗的人让人厌恶，但现在的职场上，也只是这种人才得势。人善被人欺，习惯忍让，别人会觉得你好欺负，这已经成为现在职场上的一种思维定势了。谁也打不破它。

标志八 锋芒毕露

有人则相反，不忍不让，锋芒毕露。这也不好，这样会树敌太多，而且太容易让人看透，很容易中了别人的招儿。适当的时候露露锋芒，展示一下自己的立场就可以了，大多数的情况，还是应该韬光养晦的。

标志九 排斥关系

近几年来，新兴起一门学问，叫做关系学。这里面学问可大了，大到关系职场中的方方面面。可有人就是排斥它，认为靠自己的打拚就已经足够了。其实，职场不比学术，不是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就能出成果的，闭门造车，最终自食苦果。

标志十 知无不言 言无不真

对别人什么都说，而且什么话都说真的，这很诚实，但太不成熟了。职场上混，就跟下棋一样，尽可能地对方的心理，而不是尽可能地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心理。道理很浅显。

baby - I want U!

Baby, baby, baby - what's it gonna be?
Baby, baby, baby - is it him or is it me?
Don't make me waste my time
Don't make me lose my mind, baby

Baby, baby, baby - can't U stay with me 2night?
Oh baby, baby, baby - don't my kisses please U right?
U were so hard 2 find
The beautiful ones, they hurt U every time

Paint a perfect picture
Bring 2 life a vision in one's mind
The beautiful ones always smash the picture
Always, every time

If I told U, baby, that I was in love with U
Oh baby, baby, baby - if we got married, would that be cool?
U make me so confused
The beautiful ones U always seem 2 lose

Baby, baby, baby
Well, what's it gonna be, baby?

Do U want him or do U want me?
Cuz I want U!
Said I want U!
Tell me, baby, do U want me?
I gotta know, I gotta know
Do U want me?
Baby, baby, baby - listen 2 me!
I may not know where I'm going, baby!
Looka here - I said I may not know what I need!
One thing, one thing's 4 certain, baby
I know what I want, yeah!
And if it please U, baby, please U, baby
I'll beg U down on my knees!
I want U!
Yeah, I want U!
Baby, baby, baby,
Yes 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