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我们所生活的乱世

ZT:
我 所 知 道 的 乱 世
余世存

人人都怕乱世。
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但乱世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说清。一般人谈起乱世来，总是想象加威胁，把历史和未来想象一下，就来威胁现实中的我们。这种想象其实是妖魔化，这种威胁其实就是稳定高于一切、非礼勿动、唯其首是瞻，之类。
我记得有一年一位香港的爱国贼来跟我们交流，爱国贼很老了，开口就是，鄙人一生罹经坎坷，饱受忧患，遭逢多艰，故对民族国家前途有些许殷望，不要再出现乱世为幸等等。我那时才明白，乱世与爱国之间有着暖昧的关系。
今天的人们可能都以为生逢升平，故一谈起乱世乱时来都显得怕怕。似乎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是被人觊觎想偷走的东西，是应该保守的东西，至少是可以以之为基础慢慢促变的东西。这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生存哲学。但梁实秋当年劝说“劣败者”即无产阶级，说是，“……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差点儿让鲁迅笑掉他的黑牙。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多想一下，就一下，就可以收获很多人生的真相。如果我们的现在是这么脆弱，如不保守就会被人偷走，那种现在还是盛世吗？如果有人说，现在我们虽是穿鞋的，但光脚者太多，所以应该对光脚者严加注意；或说，虽然我们自己现在是光脚者，不怕穿鞋的，我们讲理，会有机会的，但应该怕其他光脚者捣乱，所以应该为穿鞋者分享艰难；那么，这种现在还是盛世吗？
一些年轻人受知识的污染，经常会把乱世当作立论做人的前提，即我们不能天下大乱，我们不能崩盘。我会问一句，请告诉我，大乱是什么样子，崩盘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那时的交通、通讯、水、气、电等的供应形态是什么？那时的人们组织管理的聚散形态是什么？他们就闭而不言。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人去深究。
数千亿资金从股市里蒸发，已经崩盘了，但官民都承受了。数十万亿资金从二元结构的剪刀差里差走了，三农从田园转化成荒园，农村成为今日中国大陆字面意义上最脏乱的地方，人们也都承受了。一个城市实行管制，算不算乱时，人们在乱时生活，那又如何？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著名言论：“我活来着。”
把乱世当作念兹在兹的东西，本身没有逃出治乱循环。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生活在某种幻觉或封闭状态，他跟我们的生存没有血肉联系。他那里的公正、良心、敌人、罪恶、社会断裂、阶层矛盾等等都是抽象的、数字的、报道的或物象的。
一些法治主义的年轻中国传人会说，现在总是需要维持的，因为恶法好过无法，比起无秩序来，现在的秩序是一种较轻的恶。他们忘了，人类自从进入文明以来，在乱世之中，人们从来没有因为无法、无秩序而生多么大的焦虑，习惯、非成文规则、道德，甚至人性本身登场，以重建生活世界。法和秩序从来不是正常人性崇拜的对象。人们只是积极有效地去建立自己立身处世的法和秩序，法和秩序只是人性展开的一种方便。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他们砸碎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可惜前人种树时的境界和收获，并不为他们那些没乘到凉快的后人们所理解。每一代人要为他的时代立言立法立功立德，可惜今天的不肖子孙们以为他们前辈给了他们的起点。
这种现状保守主义者们已经没有什么是非和行动的意志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自由主义者谢德林曾回忆1848年法国革命前的欧洲：“在俄国，万事似乎已经完结，盖上五个封印，投入邮局，只等寄给一个不是预先决定要送的收件者；在法国，则似正值诸事待举之际……时序渐近1848年，我们对法国的同情日趋浓烈。”谢这段名文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谢还说，法国的那些专制独裁者：路易-菲力普与基佐、杜夏德与梯也尔，几乎成了他们“亲身结下的私敌”，也许比俄国警察头子杜贝尔特“还更危险的敌人”。这也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对别国人物的爱憎甚于对本国的权势者，本国的权势者在人们心里是模糊的、或符号的。中国已经交寄给了一个未知的“收件者”。这种乱世是可怕的。
余生虽晚，却也经历了不少乱时乱世，虽然不能揭示出乱世的全部真相，却也大致明白，乱世是什么样子。火车停开几天或不用买票了，物价上涨，小贩痛苦半年，小道消息更密集地出现。城市的繁华如同花树经历了一夜风雨，人与人之间如此恐惧又如此接近。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温饱、安全、卫生等等，以前由部分家庭承担的，乱时由全体家庭承担。等等，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承担过。只不过一些被公认的乱世，比如北洋、苏东波、史无前例的文革，等等，都被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和文学家们用数字、人物、事件将末日般的感觉强调得无以复加。人们忘了，那时的人类仍在生活、仍在收获友谊、爱情，即使有茨威格、傅雷、老舍这样的人愿意长眠不醒，人们仍度过了所谓“漫漫长夜”。
何况，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健康的人性建基于运动之中，在乱世中，健康的人性经受了检验。我记得非典就曾让一些人感慨，那些久违了东西，比如家庭和睦、人间温情等等一下子“回来了”，甚至平时痛恨不已的“白蛇”也一下子都成了“白色天使”。如果把旗帜、口号、街头运动、公共做秀、群众集会等等算做乱世乱时的话，我们可以说，无怪乎西方社会要发明一种四五年一次的乱时机制，在那种机制里，人们每隔几年就要重温一次人性，重新寻找认同、归宿，重新凝聚人心，加强人性和社会的救助。而那种表面运行得很好的体制、稳定、重复等等使得人们会失去正常的感知，会让一些人的心智扭曲。升平盛世的感觉会麻木人、异化人，会带来更多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悲剧”。
只有跟生存迎面相撞的人才能感觉我们的时代，才能感受人性的至高价值。定州、万州等地的农民，更不用说流浪的农民工们眼里的时代是什么样子；非典期间的民工和大学生们眼里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拆迁户眼里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业主在自己的小区里被打时是什么感受；街坊做看客时被误打致死时是什么感受；病人无钱治病在太平间里等死是什么感受；等等，这些是我们生存的常态。只是这种常态远未转化成一种乱时机制，人性和社会的救援因此总显得滞后。而几个都市和少数精英的生活方式，或所有我们心向往之的世俗成功实现方式，不过是无根而飞扬着的浪花泡沫。
不久前得奥斯卡奖的《撞车》，电影开始，有一双男女在黑暗中对话，男的断续地说道：“It's a sense of touch, any real city, you walk, you know, you brush past people and people bump into you，we're behind the metal and glasses, I think we miss that touch so much，we crash into each other just so we can feel something。”
在真实的城市中，人们擦身而过，但我们太习惯活在钢铁与玻璃的背后，我们要互相撞击才有感觉。
人性是如此脆弱，需要撞击才有感觉。异化的人们就去撞车了。
而我在这个白夜里，看到人们在浊世乱世相撞，却仍然脆弱而无知。让人感慨，管制下的人们比异化中的人们神经要坚强。